前者认为，何为美好生活，政府必须持中立态度，不应把某种生活方式强加给个人，否则，就无法把公民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

当今的国际海洋秩序不够明朗，海洋霸权还时而作怪，但是海洋法权秩序要得到承认，当今的海洋法权秩序是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文件支持下的法律秩序。2.海洋法权的构成要素 海洋法权的构成要素可以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海洋法权的主体。

海洋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分为国家管辖下的海洋利益和管辖之外的国际海洋利益，有些海洋利益为全人类所共有。现代海洋法将海洋约40%归属于沿海国家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还有约60%的公海归属全人类共有的现状大体是海洋自由论和闭海论的折中。当然，有关各国享有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第四，比较明显的是涉海事务成为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目前是解决海洋纠纷的首推依据，是维护海洋权益的利器。

公海、极地、海底利用、气候变化等全球热点问题需要中国参与。北极曙光号案中，荷兰因绿色和平组织搭载北极曙光号破冰船企图登上俄罗斯石油钻井平台抗议俄罗斯开发北极被扣押为由起诉俄罗斯，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此案后，俄罗斯拒绝出席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听证会、仲裁庭审等系列活动，但法庭还是裁定俄罗斯释放被扣押的破冰船及其船员。反过来，这些理论也推动了西方人权和宪政的发展，使宪法权利成为超越私法之上的可诉权利。

有些学者关注国家法，有些学者关注民间法、跨国法和全球法。因此，法理学研究者应该保持警醒，认识到任何立场或视角的局限，从而尽量秉持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作为意义之维的法律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密切关联。第二，法律公开确认等级特权，统治者享有更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被施加更多的义务。

在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秦国等一些奉行法家路线的国家，更重视运用法律的管理国家。跨国法和全球法的出现，自上而下对国家法施加了压力，促其进行调整。

再次，现代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而资本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不受国界限制的天性，必然向全球扩张。由于缺乏独创性法理学教材，那些最初获得"钦定"的"权威教材"便成为了各路编者相互"克隆"的原型，而这些原型也多是"移花接木"的"拼盘"，因而"克隆"者也就心安理得。在研究传统社会的法律时，我们只有潜入特定的一般文化中去，才能发现特定法律文化的形态、意蕴和价值，才能发现特定法律制度的精神、气质和底蕴，才能发现特定社会中法律与非法律的边界（当然也取决于我们对"法律"含义的界定）。但是问题是，现实中的人无法返回"无知"状态。

这样一来，政治是统治者的政治，而法律则是政治权力的有效工具，至于"国王在法律之下"的箴言，其实际效果不过如同"祖宗之法不可改"一类的劝谏，很大程度取决于君王的个人品格或当时政治力量的博弈。进入现代社会后，法律从宗教、道德、政治和习俗的羁縻中挣脱出来，开始自成一体，形成了自治畛域。究极而言，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本无法定义，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才不得不界定"什么是法律"。法律为所有人规定了一般的条件和同等机会，而不问某人是否具备相应条件和是否能够把握有关机会。

在这些著作中，其中 "法理学"18种，"法律哲学"9种，"法学通论"139种。需要指出的是，近30年来，西方各家法学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然法学说和法律实证主义。

这就引出了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但我们也发现，"法治之城"毕竟属于"常规之城"，而有别于"例外之城"。

（2） 在关注的重点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法理学研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进行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揭示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些冲突，如外来法律与本土情境之间的冲突，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统一的法律由于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以及法律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冲突等，在研究的基础上，法理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法律经历了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洗礼，成为了治理社会的主要机制。在卡尔维诺的笔下，地下之城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污浊，人们感到幸福的地上之城，却可能是地下之城的模仿品，而人们理想中的天上之城，也许是污秽聚集而成的"粪城"。其次，在空间维度上，美洲的发现和西方列强的世界性殖民主义扩展，使地球的任何天涯海角都无法封闭和孤立存在。法律如同城市，也是一种人类的梦境，它映现着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希望和畏惧。为了确保法律具有正当性，公民首先应以交往理性相互赋予基本权利，然后在法治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把这些基本人权予以宪法化，使之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源自西方的法律，全都是西方的"地方性知识"，没有包含任何普遍的价值。另外，法律全球化既出现了美国化的霸权倾向，也出现了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反霸权趋势。

他们并不直接给出法律的定义，而是采取隐喻的方式传达法律的意蕴，例如管子就说，法者，"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有些学者关注立法过程，有些学者关注执法问题，有些学者关注司法改革。

换言之，如果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那么，法理学的明智选择是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各种挑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学理论范式和法律对策建议。例如哈贝马斯就把法律分为三个向度，一是追求普遍之善的道德向度，二是体现特定共同体具体之善的伦理向度，三是不含价值的实用向度。

反殖民主义者批判西方以现代化之名推行西方化，以及美国以全球化之名推行美国化。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关应聆听来自一般公共领域的意见，在慎思明辨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把民意予以提炼并加工成法律。在中国，伴随着现代化的变法过程，固有法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由此开启近代法理学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的主线是反思传统法律制度与观念，引进西方法学思想和制度，由此实现法律现代化。法律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我们无法全面和准确描述它。

此外，法理学还应对一些部门法的重大前沿问题做出回应，例如安乐死法律问题、克隆人法律问题、环境法伦理问题、网络中虚拟社会法律治理问题以法律全球化问题等。第三，在现代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结果导致了政教分离，宗教被从政治中剥离出去，退居生活世界，变成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或私人的"精神消费"。

掌权者一方面把习惯法予以成文化，同时还根据需要制定和推行新法律。哈特和卢曼，被认为是"新版"法律实证主义者。

种种迹象表明，法律全球化导致了法律的趋同，也同时导致了法律的趋异。初民社会是血脉结构，传统社会是权力结构，现代社会是契约结构。

如果把法理学也比做城市，上述对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勾画，不正是一座梦境中的城市吗？当然，也许每个法律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法理图景，正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笔者尽管不愿参与这类"运动式"纪念活动，但还是认为这些"回顾和展望"确有必要。同样，不同阶段的法律，每每存有许多共同要素，而相同阶段的法律，却常常则会存有巨大差异。如果加上时间变量，情形就更加复杂。

在每个阶段，我们可在不同的法律样态中发现某些共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发现某些共性。通过这种描述，霍贝尔展示了初民社会的法律多样形态及其不同发展程度。

因此，努力营造现代法律文化的氛围，使民众形成现代公民意识，是建构现代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广泛考察了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法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

这样，通过充分发掘、整理和利用中国的传统法理，并使之适应现代的需要，既可以避免"本土资源"之类的笼统概念，又可以避免当下中国法理学命题、理论和话语过分西方化的倾向。这客观上需要法理学研究齐心合力，对于重大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大胆地提出解决办法和改革方案，从而引导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推进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进程。